【1953年1月，美军派大型轰炸机侵入我国，进行侦查与破坏，很快被我军击落】没想到被俘的11位美军情报人员，竟发挥出难以想象的价值。

据统计，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美军总共投放了达2.4亿份的宣传品。如果将这些宣传品堆积起来，其长度可达150公里之远。在执行这些空投任务时，美军飞机通常选择在5000至7500米的高空进行，以保证安全和投放的准确性。宣传弹在距离地面300至600米高度炸开，将宣传品撒向大地。

空投宣传品的任务并非总是顺利。随着志愿军空军的强化和米格-15战机的参战，美军的心理战飞机深入后方的风险大增。

为了更有效地进行夜间操作，美军特意调整了飞行队伍。空军第581空中补给和通讯联队承担了这一重任，该联队的前身是著名的“飞鹰中队”，曾在二战中表现突出。联队的B-29轰炸机经过特殊改装，机身被涂成黑色以减少夜间被发现的机率，并拆除了大部分武器以增加载重。

1953年1月12日夜，该联队执行了一次关键的任务。他们的飞机在完成对若干目标的传单投放后，即将撤回时，突然遭到苏联空军的激烈拦截。在防空探照灯的照射下，这架被暴露无遗的RB-29侦察机遭到了密集的攻击。在混乱中，飞机被迫偏离航线，最终坠毁在丹东市附近的五龙背地区。

1月13日清晨5点左右，民兵曾英范正进行夜间巡逻，当他听到远处何连贵的呼喊声“抓特务！”时，他几乎是条件反射般地向空中连开三枪，这是为了召集村里的民兵和村民迅速集结，共同参与围捕。

何连贵紧张地向曾英范透露，一名美国飞行员藏匿在他家的柴火堆中，当时正试图在火堆旁取暖，被何的妻子意外发现。曾英范和其他民兵迅速行动，不费吹灰之力即将那名飞行员抓获。但就在他们准备带走飞行员时，远处又传来了枪声，这让曾英范立即警觉起来。

未到天明，四周还笼罩在一片黑暗中，远处的枪声显得异常清晰。曾英范机敏地蹲下，从声音判断出，枪声是从家后约200米的山坡上传来的。他立即推测，这可能是其他被击落的美军飞行员试图相互联络。

他大声呼喊，“抓特务！快出来抓特务！”随后，村民和民兵迅速集结，展开更大范围的搜寻。

在东坡沟边，民兵排长王吉生发现了一名受伤的飞行员，其降落伞正搁在不远处的松树林中。王吉生和20多名民兵巧妙地从背后接近，将飞行员俘获。

与此同时，生产队长王风山领导的另一队村民也在搜寻中，他们在一处山沟的柴草堆中感觉到微弱的动静。当他们小心翼翼地移开柴草时，一个瑟瑟发抖的美军从中爬出，他语无伦次地试图交流，还不停地磕头求饶。

王风山在押解这名飞行员返回的路上，意外地在一棵大树上发现了一具白色降落伞，伞下却不见人影。他立即组织人手继续搜索，不久后在附近的草丛中成功捕获另一名美军。

经过一番激烈的搜捕，到了8时许，安东市公安局派出的警员和翻译也抵达新康村，对已经抓获的四名美军进行了初步审讯。在审讯中，这些飞行员透露了更多的信息，包括他们飞机上原有14人，其中13人已成功跳伞。此后，安东市公安局迅速展开更广泛的搜捕行动，在10公里范围内部署了4300名民兵。

随着搜捕范围的扩大和天色渐亮，五龙背区的搜捕行动也取得了显著成果，总共拘押了10名美军，包括阿诺德上校在内的重要人物。这些被俘的美军中，有1人在机上中弹身亡，1人坠落身亡，另有1人因伤痛和寒冷难以忍受而自尽。

至此，这场突如其来的战斗和搜捕行动终于告一段落，11名美军战俘及其携带的武器和装备被统一移交给了驻安东的空军司令部。

1950年，当钱学森一家准备乘船回国时，他们被美国移民局逮捕并关押在特米那岛上。他的个人物品，包括重要的学术资料，被没收，甚至连家都被抄查了。尽管加州理工学院交纳了1.5万美元保释金，钱学森获释后还是被限制在美国境内，不准离开。

美国海军次长丹尼·金布尔曾声称，钱学森的价值相当于“3至5个海军陆战师”，他宁愿钱学森在美国死去，也不愿看到他离开。

1955年，情势出现了变化。7月30日，中国表示将提前释放因表现良好的11名美军间谍，试图打破僵局。在美国国内，对于是否释放钱学森的争议也日渐增多。中情局负责人艾伦·杜勒斯，在公众和政治的压力下，向其兄长、时任国务卿的约翰·杜勒斯提议，考虑释放钱学森以换取在华军事人员的自由。

1955年7月31日，中方宣布释放了阿诺德等11名美军间谍。在离开监狱前，他们被安排洗澡和理发。

他们被押送至北京前门火车站，随后乘火车南下。至8月4日中午，火车抵达深圳，他们在罗湖桥头被移交给美国空军联络官接收。

此间，中方代表在8月1日的中美会谈中直接要求美方释放钱学森。展示了钱学森亲笔信，要求回国的铁证。中方的主动释放举动，使得美方在谈判中处于被动状态。

最终，在同年8月4日，美国移民局告知钱学森一家，允许他们离境。9月17日，钱学森一家登上了返回中国的“克利夫兰号”轮船。